莫梭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，故事前半便在鋪陳他為何殺了人，以及他本身是個什麼樣的人。故事後半的重點在於莫梭接受審判的過程，尤其是在法庭上兩位律師的辯論、證人的證詞。
主角莫梭比較像個旁觀者，不只旁觀他人的生活，在面對自己的生活時，他也像個、是個旁觀者。也許封底的文案「他鳥瞰自己，也鳥瞰他人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檢察官以莫梭在母親的葬禮上「表現冷漠」，又在隔天去海邊玩水、交了新女朋友、和新女友去電影院看喜劇哈哈大笑、和一位拉皮條的人做朋友，並預謀殺人，控訴「這個男人帶著一顆罪犯的心埋葬了母親」。莫梭在聽取檢察官「剖析犯罪心理」的時候，還認為對方的觀察有條不紊，甚至言之成理。
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寫檢察官試圖讓陪審團瞭解被告是個怎樣（壞）的人，可是被告究竟為什麼犯罪的細節，檢察官卻沒有深究。整個審判過程的高潮是從被告的律師口中說出：「這可以說是本次訴訟的最佳註解。所聞盡是模稜兩可的主張，無助於釐清真相！」而莫梭就在這樣「荒謬」的審判中，被判極刑。
整個世界、整個社會都在告訴我們「應該怎麼做」，在母親的葬禮沒有掉眼淚是多麼罪不可赦，「陌生人可以送上咖啡，但為人兒女，在孕育自己生命的遺體面前，卻應該加以拒絕。」莫梭「應該」拒絕那杯咖啡，但他沒有，所以他「錯了」。
這樣的情節讓我想到蔣勳在《孤獨六講》裡提到的阮籍的故事，母親過世時，阮籍沒有（在大家的面前）哭，這是多麼不孝，「按儒教傳統，即使要用錐子刺自己都是要哭的，不哭是不孝，真的哭不出來，也得請五子哭墓，……在群體文化中，婚禮喪禮都是表演，與真實的情感無關。」這兩個故事不是如出一轍嗎？蔣勳也在阮籍故事後面不遠處提到了卡謬的《異鄉人》。
在莫梭被判刑之後，他和監獄牧師的對話也很精彩。「他（指牧師）看來的確是信心滿滿，對吧？然而，再多堅定的信念也比不上一根女人的頭髮。他生活的方式就像具行屍走肉，甚至不能說他是實實在在地活著。我表面上看起來也許是兩手空空，但我對自己很確定，對一切很確定，對自己的人生和即將來臨的死亡很確定，比起他擁有更多的自信。……他人之死、母親之愛、他的上帝、他人所選擇的生活、他人所選擇的命運，與我何干？」
雖然大家都認為「獨立」是好的、重要的，我也一直以為西方社會總是強調「獨立的個體」，但是整個社會又能「忍受」一個人「與我何干」到什麼程度呢？當一個人比其他人獨立「過了頭」，整個社會是不是又會用群體文化施以多數暴力，逼迫「過份獨立」的人妥協？要是有人的獨特性是出現在個性上，整個社會會不會用「沒有人性」來企圖消滅這「不同的人性」？難道說，「人性」都是一樣的嗎？
如果你也不相信別人的「上帝」，如果你堅持言語和行為應該要一致，或許就不該太明顯地表現出來，免得被推上了斷頭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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