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理當如此》讀後感

孟子提出五倫的概念：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。李國鼎先生將「群我關係」列為第六倫。按照儒家傳統思想，因此，當發生「瞽瞍殺人」或「某父攘羊」等事件時，舜會背著父親逃亡，而子為父隱。這背後的原則是儒家倫理的「特殊主義」，亦即對關係不同、親疏遠近不同的人，會有不同的態度和原則。

但在長久的中國歷史裡，我們總是可以看見「大義滅親」的人受到極大的尊崇。「大義滅親」之所以能受到推崇，原因一則為少見，一則為鼓勵。但為何中華文化會鼓勵「大義滅親」的行為？在儒家思想為主流的情況下，似乎沒有道理，因為這與「特殊主義」的精神是相違背的。鼓勵「大義滅親」是否因為就國家長期的發展與歷史而言，「普遍主義」才是較有益的？

儒家倫理的「特殊主義」，是不重視「公平」的！如果每個人都維護自己的親人朋友，勢必造成偏袒、自私、靠關係的歪風。孫震先生於 pg. 204 處寫到「李國鼎先生…將五倫歸類為私德，屬於傳統社會特殊主義之主要行為規範，優點為親切、關懷，缺點為偏私、髒亂…」也是這個道理。而「第六倫為公德，屬於現代社會一般主義之主要行為規範…優點為公正、秩序，缺點為冷淡、疏遠」。比較特殊主義與一般（普遍）主義，不難發現，二者的關係似乎可以見到「人治」和「法治」的影子。孫震先生在 pg. 58 提出 Adam Smith 的觀察，在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的農牧社會，家族成員會聚在一起以維護自己的安全與利益；而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現代社會，人民在各地都能獲得保障。

在台灣努力形塑「法治社會」、希冀成為更進步的國家時，傳統儒家倫理的「特殊主義」，其價值會否降低？其定位與角色又為何？

孫震先生於「產品安全與消費者保護」一節、pg. 88 處寫到「出於自覺者利欲薰心…固然應受到懲罰；出於無知者，也不能逃避責任」，是「不知者亦有罪」的寫照。

孫震先生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則是抱持著「有限度社會責任」的態度，從 pg. 158 「企業的任務為結合生產因素、生產經濟價值，並非為了慈善的目的」以及 pg. 164 「企業的社會責任亦有其限度，過份強調不利於其經濟功能，應慎加衡量」可以看出。

孫震先生在 pg. 95 處引用趙耀東先生對中國式管理的看法，認為要有「儒家的倫理、科學的方法、法家的手段」，又在 pg. 206 處引用李國鼎先生所言，「新倫理的建立不僅要靠教育的鼓吹和獎勵，還要靠有效的制裁和懲罰」，明言「法」與「罰」的重要性，對現今社會而言，無疑是當頭棒喝。